司法實踐中，在辦理此類案件時，鑒定機構通常將犯罪分子實際采挖礦產品中的部分，即按照“含礦率”來認定其盜采的礦產品價值，而對實際已經為犯罪分子所破壞、剝離而造成礦產資源嚴重損失的其他非特定礦產品，往往在認定價值時不予考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于該類犯罪的精準打擊。如江蘇省鎮江市近期辦理的多起非法盜采礦案件中，犯罪分子屢以“含礦率”認定不準確為由，向司法機關提出抗辯，導致個別案件的偵辦工作陷入僵局。

 

　　根據有關礦產資源的介紹，一切在地下沉積或地表顯露可供人類利用的自然物質均屬于礦產資源。雖然犯罪分子系以某種特定礦產品作為盜采目標，但其在實際違法采掘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對伴生的其他礦產品造成破壞，對這一部分礦產品完全不予以評價，違背社會上一般人的價值認知。雖然特定礦產品價值較高，利用范圍較廣，但并不意味著伴生的其他非特定礦產品毫無使用價值。

 

　　事實上，地表隨處可見的土壤可以作為非法采礦案件的犯罪對象，已經成為近年來司法實踐中的共識，并已形成多起典型案例。在非法采礦案件中，被盜采的物質是否屬于礦產資源，其行為是否應當認定為犯罪，并不以犯罪分子的主觀判斷作為依據。換句話說，不能說犯罪分子認為盜采對象有價值，它就是礦產資源，就予以刑法上的評價；而犯罪分子盜采后將其拋棄，它就不是礦產資源，不給予刑法上的判定和評價。

 

　　當然，也要看到，在認定犯罪分子盜采的整個范圍都屬于礦產資源這一前提之下，對于非特定礦產品，客觀上存在著礦產品品種和價值認定上的困難，但這并非是不可以解決的。兩高《關于辦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規定的應予追訴的情形，即“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害的”和“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自然可以作為打擊此類犯罪形態、準確認定犯罪的依據。

 

　　《檢察日報》文章建議，在無法準確查明采掘區域內特定礦產品數量價值的情況下，可以考慮以犯罪分子的盜采范圍、盜采體量作為主要的定案依據，并結合有關該區域內礦產品品種、數量分布狀況的證據，直接認定盜采行為“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害”，并認定犯罪。其中對于盜采范圍和體量巨大，造成礦產資源嚴重損失的，可以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并升格科以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