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明表示，我國作為工業大國、制造業大國，其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要有足夠的礦產資源。據統計，目前我國礦產資源的消費量相當于其他工業化國家消費量的總和，約2/3的戰略性礦產需要進口，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變化，國際格局復雜多變，也引發了全球礦業市場的動蕩，資源競爭更為激烈，也使我國能源礦產資源安全形勢更加復雜。

 

 

 

　　王建明認為，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立足自身更為重要。盡管這些年自然資源部有針對性地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加大了礦業“放管服”力度，引導礦業高質量發展，但礦產資源勘查投入仍是連續多年下降、礦產資源預研項目（立項）急劇萎縮、礦產資源勘查技術研發還需加強、礦政管理程序復雜等問題依然存在。

 

　　如何才能守住礦產資源安全底線，暢通戰略性礦產資源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著力提升保障能力和水平呢？王建明委員特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建立戰略性礦產目錄清單定期調整機制。在2016年我國首次發布了24種戰略性礦產目錄清單的基礎上，根據國家經濟、國防安全需要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動態將國家重要優勢礦產、緊缺礦產和戰略新興產業發展需求的礦產列入戰略性礦產目錄，由國家礦產資源管理部門定期（3年或5年）或動態發布戰略性礦產目錄清單，進一步加強戰略性礦產資源宏觀調控和監督管理。

 

　　二是進一步加強戰略性礦產資源勘查頂層規劃。在國家制定十四五礦產資源規劃乃至2035年礦產資源遠景目標的基礎上，加快制定戰略性礦產資源勘查專項規劃，啟動戰略性礦產找礦行動（2021-2035）。尊重礦產資源勘查繼承性和連續性規律，堅持“誰立項誰勘查”，充分調動國有地勘單位的積極性，有針對性地加大鋰、鈷、離子型稀土等戰略性礦產的調查評價力度，兼顧鐵、銅等大宗緊缺礦產勘查，增強戰略性礦產資源儲備和供應，確保國家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

 

　　三是進一步加大戰略性礦產資源勘查投入力度。統籌財政資金，加大中央和省地勘投入，形成常態化中央-地方投資體系，支持地方地勘單位參與中央財政投入的礦產資源勘查項目，鼓勵省級地方政府建立經常性財政預算機制。鼓勵和引導社會資金投入戰略性礦產勘查領域，并按照投資比例分享權益。設立科技專項，加強戰略性礦產成礦規律和地球系統科學基礎理論攻關，研發資源勘查特別是深部勘查核心技術，鍛造高水平地勘隊伍，擔當起我國能源資源安全的重任。

 

　　四是進一步完善戰略性礦產資源勘查有關政策。出臺培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礦業資本市場的相關政策，催生新一輪找礦突破新機制的形成。加大礦業“放管服”力度，加快修改和完善礦產資源法律和政策，取消非財政投入的探礦權競爭性出讓限制。修改和完善礦產資源勘查激勵政策，支持地勘單位在政府型地勘項目中主動投資，充分調動地勘單位找礦積極性。落實科技人員創新激勵政策，對于完成并取得優秀找礦成果的地勘單位、技術人員給予礦業權出讓收益分配獎勵。

 

　　五是進一步深化礦業國際合作。重新建立海外風險找礦基金，支持地勘單位和礦業企業走出去。在國家層面與資源國建立礦業產業聯盟，為礦企海外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