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驅動下的“利益共同體”

 

　　2018年上半年，隨縣當地砂石市場價格突飛猛漲，河砂由每立方米50元暴漲到每立方米160元，山砂價格上漲近3倍達到每立方米110元，采砂獲利空間巨大。

 

　　2019年7月28日，荊州警方成功偵破一起非法采砂案，連續摧毀6個犯罪團伙。該案盜采砂石1500余萬噸，涉案金額近2億元，涉案人員700余名、涉案船只近500艘，銷售范圍覆蓋5省市24地市。

 

　　大多數采砂行為存在一條隱秘的利益鏈條，形成了盜挖、運輸、加工及銷售一條龍，各個環節都有非法利益獲得者。

 

　　采砂者以高價承租村民、集體耕地、山地，或者村民開荒的河坡地，一些村民與村級組織獲得了利益。有的村干部本身也會參與這項暴利的行為。采砂者租用機械設備開挖，租賃設備經營單位得到了利益。采砂者租用大型車輛運輸挖出來的砂石，運輸公司獲得了不菲的報酬。采砂者將盜采的砂石出售給項目建設單位，雙方均不需出具收據，項目建設單位不需支付稅費，可以低價獲得砂石。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采砂行為在地方竟然是“合法”的。面對國家的嚴格環保政策，某些縣鄉政府為保護招商企業，出臺“土政策”，符合了這些政策就予以保護，縣級主管業務部門、執法部門也默認了這些違反國家法律的標準。

 

　　一些鄉鎮由于財政資源緊張，面臨著償還債務的壓力，于是變通執行國家的相關政策，成為采砂企業的“保護傘”。相關企業通過采砂獲得了暴利，而將暴利的其中一部分輸送給鄉鎮政府，也就是說鄉鎮政府與企業結成典型的“政商利益共同體”。

 

　　監管執法困境重重

 

　　即使沒有地方上的“保護傘”，要想嚴厲打擊盜采行為，徹底根絕，難度依然很大。砂石盜采此類違法行為鏈條長，隱秘性強，還有可能存在黑惡勢力插手等違法犯罪行為，執法風險大。

 

　　筆者調研發現，一些山區，河道線非常長，山體非常多，山石盜采、沙石盜采現象更容易發生，發現難度大。面對巨額的暴利和黑惡勢力的威脅，執法隊員被收買的風險很高，通風報信的并不少見。一位副鎮長曾經帶隊執法砂石盜采問題，好不容易將相關執法單位人員湊齊，凌晨兩點出發，開了一輛面包車去，堵了一輛大卡車。誰知對方一個電話叫來了幾十人，把他們堵在車里，根本出不去，最終大卡車揚長而去。有的村民報案，還沒有走到家，就被打電話威脅了。

 

　　不僅如此，治理砂石開采涉及眾多職能部門，執法機制本身不健全，客觀上也給違法者提供了可乘之機。

 

　　對于砂石盜采行為，法律賦予國土部門管理職責，而到了運輸和流通領域，又涉及市場、交通、稅務等部門。

 

　　同時，過度強調屬地管理，將打擊砂石盜采的主要責任加于鄉鎮政府，也讓執法面臨困境。事實上，鄉鎮政府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執法權，只能發現問題、上報問題，處理問題需要協調眾多執法部門的關系。

 

　　在各種因素交叉重疊的管理模式下，大量的時間消耗在溝通協調上，在聯合執法中時常出現“配合部門不配合”的窘況。

 

　　讓治理能力強起來

 

　　非法采砂對生態環境、河道安全等都帶來嚴重威脅，不能成為“不治之癥”。各地應做好統籌規劃，在保障基本民生的前提下，加大治理力度。

 

　　建立權力清單制度，明確執法責任主體。從執法權力來源上，明晰各執法責任主體，通過開列問題清單、執法權力清單、績效清單，徹底解決傳統聯合執法較為松散、針對性不強的難題，扭轉長期困擾基層部門疲于應付、推諉扯皮、效率不高、流于形式的工作狀態。

 

　　建立綜合執法協調機制，推進跨部門協作。上級政府應明確賦予鄉鎮執法召集權、評價權、考核權、否決權，實現權責匹配。鄉鎮黨委可以成立一個臨時黨支部，鎮黨委書記是臨時黨支部書記、召集人，相關條線部門是成員單位，以便屬地政府能夠及時召集上級執法部門開展聯合執法。

 

　　規范執法程序，加強督查問責。對于每次執法，鄉鎮政府均要做好詳細記錄，作為督查考核的依據。當執法協同出現問題，監委、紀委能夠迅速介入，進一步推動執法力量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