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該案庭審現場

 

 

　　2018年春節過后，吳某在武穴老家找到發小姜某正，向他推薦了一樁“大生意”——到長江漢南鄧家口水域倒賣江砂。兩人一拍即合，姜某正還拉堂弟姜某紅入伙，三人約定按四四二比例分紅。

 

　　為掩人耳目，吳某通過電訊廣播對外發布販賣江砂廣告，很快便獲得了朱某、楊某、李某、胡某4人的購砂訂單。銷量不愁，三人立刻聯絡4艘采砂船、4艘吊機船組成“采砂編隊”，于同年3月3日深夜開赴目標水域，與前來接應的運砂船會合后，開始非法采砂作業。

 

　　采砂隊的闖入打破了江面上的寂靜。在姜某紅的現場調度下，作業船只連環排列，機械轟鳴作響，采砂、過駁、裝卸、結賬、轉運一條龍，江砂抽離江底，金錢落入腰包。“我們以每噸18元至20元的價格賣給收砂船，再付采砂船每噸8元至10元、吊機船每噸2.5元，全部現金交易。”據吳某供述，為逃避打擊，他們都是深夜出動，直到3月9日凌晨被警方包圍。

 

　　經過3個小時艱難抓捕，姜某紅、秦某萍等6人落網，現場查扣收砂船2艘、采砂船3艘、吊機船4艘、江砂5000余噸。后歷時半年，組織者吳某、姜某正等10人相繼歸案。據悉，該案是盜采江砂入刑以來，武漢市破獲的一次性抓捕人數、查扣船舶數量最多的非法采砂案之一，被公安部列為長江大保護“六大典型案例”。

 

 

　　2018年6月14日，警方以姜某紅等8人涉嫌非法采礦罪，朱某等人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移送至江漢區檢察院審查起訴。該院公訴部負責人、員額檢察官陳冬承辦此案后，歷經兩度退查，終于將姜某正、吳某等5名主犯追訴到案。

 

　　在將這條非法采砂利益鏈上的每個人的作用地位梳理清楚后，承辦人更加確信該案不同以往。“以前采砂與銷售環節分離，采砂者涉嫌非法采礦罪，購砂人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陳冬分析道，但本案屬于先有訂單再現采現賣的操作模式，吊機船在收砂船旁停靠后，采砂船在其附近水域采砂，滿載后運往吊機船旁由其過駁至收砂船。購砂老板明知所買江砂系非法采集予以收購，采砂、轉駁、結算在同一時間段進行。“雖然朱某、楊某等買主與采砂、過駁的船主們不認識不聯系，但他們通過與吳某事前勾連、姜某紅現場調度，在同一非法采砂現場各司其職、彼此接應，已然構成非法采礦的共同故意，所以在案人員皆應以非法采礦罪共犯論處。”

 

　　得到檢委會支持，將全案定性為非法采礦罪后，檢察官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確認每個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額上。該案中，吳某等人非法采砂的漢南鄧家口水域經長江武漢航道處確認，為“航道內”，依水利部相關規定，屬于禁采區，根據司法解釋規定，開采江砂價值在5萬元以上即可追究刑事責任。而現場抓捕時搜到的交易賬本，明確記錄了3月3日至案發時，每日各船的開采數、過駁數、收購數及對應價格，有此關鍵書證，結合犯罪嫌疑人供述，陳冬確認吳某、姜某正、姜某紅非法采砂數量為2萬余噸，按每噸41元的鑒定價格計算，金額為82萬余元；其他犯罪嫌疑人非法采砂金額則從10萬余元至50萬余元不等，均已達到起訴標準。但姜某、秦某、胡某三人的犯罪數額問題，讓承辦人一時犯了難。

 

　　“胡某是收砂人，案發時，姜某、秦某夫婦的兩條吊機船正在將陳某開采的約1700噸江砂與姜某發開采的800噸江砂往胡某的收砂船上過駁，800噸剛過駁完成，就被警方查獲。那么這已開采未過駁的1700噸江砂該如何認定？”經過深思熟慮，陳冬認為，“既然采砂、過駁、收砂均被視作非法采砂犯罪中的一個環節，那么應以實際開采成功的數額來認定他們的共同犯罪數額，即三人均為2500噸。”

 

　　同年12月1日，該院將吳某等16人起訴至法院。等待開庭期間，該院梳理辦理同類案件時遇到的“取證難”等問題，向水務部門發出檢察建議：采砂船大多是噸位不足2000噸的小船，采一船賣一船，江砂一旦被銷贓便再難查獲；現場抓獲的，涉案金額可能達不到5萬元，只能行政處罰。基于此，該院建議行政執法機關加強運用行政處罰權，對因非法采砂受過行政處罰的人員進行電子建檔。今年元旦過后，武漢市水務局正式回函，積極回應了檢察建議。

 

　　4月1日，法院一審開庭審理了此案。檢察機關當庭指控，16名被告人違反礦產資源法規定，未取得采礦許可證，在長江主航道擅自采礦，其行為應當以非法采礦罪追究刑事責任。

 

　　法庭辯論環節，辯護人圍繞“價格認定”“犯罪未遂”等問題，與檢察官展開激烈交鋒。陳冬結合最高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及本案相關證據，有理有據地予以回應。

 

　　最終，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吳某、姜某正、姜某紅等16人犯非法采礦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至一年零三個月，各并處罰金20萬元至10萬元不等；繼續追繳吳某、姜某正、姜某紅違法所得18.79萬元，繼續追繳陳某、何某違法所得3.4萬元上繳國庫；被告人朱某、楊某龍、楊某安退出的贓款23.91萬元依法沒收，上繳國庫；扣押姜某發的無牌無證采砂船一艘、拆除的抽砂泵兩套予以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