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第二批“回頭看”反饋工作結束，標志著第一輪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及“回頭看”全部完成。第一輪督察及“回頭看”共受理群眾舉報21.2萬余件，合并重復舉報后向地方轉辦約17.9萬件，絕大多數已辦結，直接推動解決群眾身邊生態環境問題15萬余件。其中，立案處罰4萬多家，罰款24.6億元；立案偵查2303件，行政和刑事拘留2264人。第一輪督察及“回頭看”共移交責任追究問題509個。

 

　　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自2019年5月5日起，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分別向遼寧、吉林，山西、陜西，安徽、山東，湖北、湖南，四川、貴州等10省反饋“回頭看”督察意見。反饋會均由省政府主要領導主持，督察組組長宣讀反饋意見，省委書記作表態講話。至5月15日，第二批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回頭看”反饋工作全部完成。

 

 

 

　　一是堅持問題導向。將“回頭看”發現的問題按照問題性質和嚴重程度進行梳理分類，逐一明列地方在督察整改中存在的思想認識不到位，以及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裝整改和“一刀切”等情況，并同步移交56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問題。

 

　　二是統籌兩個重點。既圍繞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整改情況開展“回頭看”，又針對各地污染防治攻堅戰重點領域開展專項督察；既咬住督察整改不力問題不放，不解決問題決不松手；又加強重點領域專項督察，聚焦精準深入，傳導壓力、壓實責任。

 

　　三是突出典型案例。在“回頭看”進駐期間公開29個典型案例基礎上，反饋期間又公開22個典型案例，通過典型案例，更好地聚焦突出問題，回應社會關切，發揮震懾效果。

 

　　四是注重客觀評價。根據各督察組督察實際情況，客觀評價10省份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整改效果，其中湖北、吉林、貴州等省取得顯著成效，湖南、安徽、四川、遼寧等省取得重要成效，陜西、山東、山西等省取得積極成效。

 

　　總的看來，各地高度重視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將督察整改作為重大政治任務、重大民生工程、重大發展問題來抓，強化部署推動，切實解決問題，注重長效機制，推動高質量發展，并取得明顯的整改效果。但也發現許多問題和不足，特別是一些共性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一是思想認識仍不到位，一些地方和部門政治站位不高，對生態環境保護重視不足，對督察整改工作要求不高、抓得不緊，部分整改任務進展滯后；

 

　　二是敷衍整改較為多見，整改要求和工作措施沒有真正落到實處，甚至敷衍應對；

 

　　三是表面整改時有發生，一些地方和部門放松整改要求，避重就輕，做表面文章，導致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

 

　　四是假裝整改依然存在，有的在整改工作中弄虛作假、謊報情況，有的假整改、真銷號，有的甚至頂風而上，性質惡劣。

 

 

　　“回頭看”開展以來，10省份黨委、政府高度重視，進一步加大整改力度。督察組交辦的38141件群眾環境舉報，截至目前已基本辦結，其中，責令整改15289家；立案處罰4016家，罰款3.2億元；立案偵查238件，行政和刑事拘留127人；約談2159人，問責2571人；推動解決3萬多件群眾身邊的生態環境問題。吉林省針對東遼河污染治理不力問題，對時任遼源市委主要負責同志等作出免職處理，產生了極大的震懾效果，對全省乃至全國推動落實生態環境保護政治責任都具有警示作用。

 

　　隨著第二批“回頭看”反饋工作結束，標志著第一輪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及“回頭看”全部完成。第一輪督察及“回頭看”共受理群眾舉報21.2萬余件，合并重復舉報后向地方轉辦約17.9萬件，絕大多數已辦結，直接推動解決群眾身邊生態環境問題15萬余件。其中，立案處罰4萬多家，罰款24.6億元；立案偵查2303件，行政和刑事拘留2264人。第一輪督察及“回頭看”共移交責任追究問題509個。

 

　　目前，第一輪督察移交問題已完成問責，兩批“回頭看”問責工作正在開展。通過第一輪督察及“回頭看”有效壓實了地方黨委和政府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取得了“百姓點贊、中央肯定、地方支持、解決問題”的顯著效果。

 

　　根據黨中央、國務院要求，生態環境部將繼續做好各地督察整改工作的分析、調度和抽查，并對重點整改任務實施定期盯辦。針對督察整改中存在的問題，將咬住不放、一盯到底，直到徹底解決。

 

 

　　繼2016年至2017年督察覆蓋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后，2018年針對河北等20個省區的整改情況，中央又先后開展了兩批“回頭看”和專項督察，目前反饋工作已全部完成。

 

　　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中央環保督察是我國迄今為止規格最高、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一項專項工作。在直接推動各地解決存量生態環境問題的同時，也是對全國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體系能力的摸底，更是對各級黨政系統踐行新發展理念成效的檢驗。

 

　　首當其沖的問題是，各地領導干部的思想認識還需要進一步轉變。

 

　　雖然環保督察強調領導干部“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并在第一批督察中就開始進行問責，但在此后的三年中，依然不斷有新的負面案例產生。祁連山生態破壞問題導致甘肅省多名官員被問責以后，陜西省依然對秦嶺北麓的別墅違建問題無動于衷，甚至以虛假整改應對中央六次批示。關于秦嶺違建別墅整治的專題片《一抓到底正風紀》播出以后，河北石家莊、河北曲周、黑龍江牡丹江又相繼被媒體曝光出違建別墅的存在，說明這些地方政府無法把自省自查落實到行動上，在多次警示下依然放任或默許類似違法違規行為的存在。部分領導干部政治紀律的缺失，背后也可能包含著對中央決策的不理解、不信任，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僥幸心理。

 

　　從督察中可以看到，很多地區存在違法侵占自然保護區和飲用水源地、填湖填海造地等現象，而這些土地大多用于建設包括高檔別墅在內的房地產或經營性項目。地方政府在應對環保督察時進行虛假整改、“說一套、做一套”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保護”或“掩護”轄區內的資源型或“三高”型企業，比如低水平的礦業、焦化、鋼鐵、化工等。這些現象說明，地方政府對發展有著高度的路徑依賴，而其對經濟增長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三駕馬車里的投資這一項上。這顯然是以高速GDP增長為導向的政績考核模式留下的后遺癥，即使中央已經改變指揮棒的方向，但地方官員可能陷入慣性的驅使而不能自拔。

 

　　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絕非嚴格對立關系。正如2018年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德豪斯和羅默所指出的那樣，生態與環境資源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在合理的范圍內投入生產可以最小化對生態系統與自然環境的影響，而經濟增長的最大化則可以通過知識和技術進步來獲得。簡單來說，通過一系列包括但不限于技術和管理模式上的創新，用最少的資源創造最大的價值才是合理的發展模式。與第一輪環保督察幾乎同時進行的供給側改革同樣是為了推動發展轉型，兩者實際上分別起到了引導和推動的作用。

 

　　如果以經濟下行壓力為由放松環境規制，繼續以房地產和粗放型工業為經濟增長點，那么相當于自己放棄了創新的道路，在國際合作與競爭格局中，不戰而主動屈于他人，自己選擇被動地位。與固守陳規相比，改變與創新顯然更難。在擼起袖子之前，需要明確用力的方向。

 

　　與此同時，以客觀角度來看，第一輪環保督察暴露出全國自然資源管理與環境治理體系的能力不足。

 

　　在第一批和第二批 “回頭看”中，先后出現河北、山西、吉林、遼寧省等多地抄襲整改方案的現象，除冀、晉、吉、遼四省外，貴州、安徽、山東等省也有偽造文件、修改文件或只匯總數據不督促落實的問題。這既是嚴重的形式主義的結果，也折射出管理隊伍專業能力素養的不足。

 

　　環保督察同時扯下了許多地區環境治理實際效果的遮羞布。從反饋意見看，在水環境污染治理、大氣污染治理、固廢污染治理等方面，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虛報治理成績的情況。例如，吉林省22個由中央資金支持的遼河流域水污染防治項目僅建成9個，而遼河水質惡化嚴重。四川省應于2018年完工的544個城鄉生活污水處理項目，至“回頭看”時仍有190個未開工，160個雖已開工但無法按期建成投運；應建成192個生活垃圾處理項目，至“回頭看”時仍有77個尚未開工。貴州省128個園區污水處理廠中的89個不能滿足園區廢水處理要求，實際上形同擺設。

 

　　除了公共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低效率外，地方很多項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僅僅為了治理而治理。山東省濰坊市花費4700萬元巨資在圍灘河“撒藥治污”，但水質改善僅僅維持了一個月就回到了劣V類。安徽省阜陽市長期將生活垃圾處理場滲濾液違規運輸至污水處理廠處理，并在生活垃圾填埋場混合填埋垃圾焚燒產生的飛灰。吉林省蛟河市對采礦毀林河石材加工園區的生態恢復流于形式，甚至直接在砂石堆上栽種樹苗。湖南省郴州市兩地對重金屬礦渣僅采取原地堆存、簡易覆土的處理方式，即公示辦結。雖然污染治理攻堅戰一定程度上是對地方政府財力的考驗，但治理體系的能力顯然更為關鍵。

 

　　據生態環境部消息，第二輪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即將啟動，除繼續督促地方政府進行整改外，還將把央企納為督察對象。第二輪督察將歷時三年，并用一年時間進行“回頭看”。這意味著，第二輪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將跨越“十三五”規劃的收官和 “十四五”規劃的啟動。這將對地方政府的中長期治理行動產生影響。各級領導干部應該真正意識到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并非“一陣風”似的短期行為，而新發展理念也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絕對不能做表面文章。

 

　　可以看到，隨著2018年機構改革的推進，中央環保督察已悄然改為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而相較于第一批“回頭看”，第二批“回頭看”反饋意見中對于生態破壞問題的篇幅明顯增加。可以預見的是，新一輪生態環境保護督察依然不會放松對生態保護相關問題的關注。隨著各地陸續完成生態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限和環境準入負面清單的編制，對 “三線一單”執行情況的督察可能會成為重點工作之一，而且對部分具體工作的要求可能會從“及格”提高到“良好”。例如，在本輪督察中，不少地區出現了根據開發利用現狀而非生態功能來調整自然保護區邊界的問題。就生態紅線劃定來說，工作是完成了，但就生態保護來說，其效果值得質疑。而第二輪督察可能會在這類問題上繼續“較真”。

 

　　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方面的主體責任將被繼續壓實。藍天、碧水、凈土等一系列行動將在更嚴密的監管下進行，并且更加重視實效而非形式。由于財力、能力等方面的差異，經濟發展和環境治理的表面矛盾可能在一些地區益發突出，這將極大地考驗地方官員的執政水平。

 

　　最后，經過第一輪三年的實踐后，督察工作本身也將面臨自我完善的要求。一方面，在糾正地方政府環境治理“一刀切”的同時，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督察工作或許也需要在一致性的基礎上保持適當的彈性。另外一方面，新納入督察范圍的央企將涉及到更為復雜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格局，督察組、屬地政府、央企和其他市場主體的關系處理也將考驗各方的智慧。

 

　　當前我國環保督察風暴仍在持續，砂石骨料行業必須加快轉型升級步伐，盡快實現砂石開采、運輸及加工等過程的綠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