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產資源的可持續供給是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建設生態文明，立足國內保障礦產資源供給，對于我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具有歷史性的戰略意義。

　　保障礦產資源供給，一靠開源，二靠節流。開源需要加大地質找礦力度，尋找更多的新資源；節流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現有資源，盤活呆置資源。而盤活呆置資源和合理利用現有資源，提高資源保障程度，關鍵在于加強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

　　實際上，加強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盤活呆置資源和合理利用現有資源，不僅利于我國資源保障程度的提高，也是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載體和手段。

　　先天性不足凸顯資源綜合利用重要性

　　由于我國幅員遼闊，成礦條件復雜，加上數千年發展過程的大量消耗，礦產資源賦存形勢十分嚴峻。一是礦產資源總量大，但人均資源量嚴重不足，僅為世界人均資源量的58%，主要金屬人均儲量不足世界人均值的1/4。

　　二是雖然資源品種基本齊全，但重要礦產嚴重不足。目前，我國已發現171種礦產，其中煤炭、鉛、鋅、稀土、鎢、錫、鉬、銻等40余種礦產儲量排在世界前5位，與此同時，石油、鐵礦、鋁土礦、銅礦、鉻鐵礦等重要大宗礦產卻大量依靠國外進口。

　　三是由于開發利用歷史長，貧礦多富礦少。我國從公元前2100年的夏代就進入青銅器時代，4000多年來消耗了大量易開采、品位高的礦產資源。

　　“尤為一提的是，我國資源自然稟賦很差，難選礦多，易選礦少。”中國地質科學院礦產綜合利用研究所所長劉亞川介紹說。總體上說，就是眾所周知的“貧礦多、難選礦多、共伴生礦多”。

　　我國礦產難選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品位低，我國的鐵、銅、錳、鋁、磷等國民經濟緊缺礦產的貧礦比例分別高達97.5%、64.1%、93.6%、98%和93%，其探明儲量的平均品位還不及世界平均品位的一半，目前鐵礦的入選品位已低至10%，拜耳法生產氧化鋁已經開始利用鋁硅比4.0以下的原礦，金礦最低入選品位低至0.15g/t，銅礦最低入選品位低至0.15%。

　　其次是礦石性質復雜，類似“寧鄉式”、“宣龍式”鮞狀赤鐵礦、宜昌膠磷礦、黔西南粘土吸附型金礦、一水硬鋁石這樣的礦產是世界上公認的難利用礦，在國外幾乎不開發，而在我國卻是重要資源。

　　三是共生礦多：我國有色金屬礦的85%以上是綜合礦，共伴生鐵礦約占總儲量的31%，900多個銅礦中，共伴生礦占72.9%，單一礦僅為27.1%，開發這些礦產如果不進行充分的綜合利用，那么在經濟上是難以實現盈利的。

　　我國礦產資源的特點，不僅直接決定了我國必須加強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工作，也意味著我國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成效突出突出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完全依靠自主創新，不斷攻克一個個世界性難題，使大批“貧細雜”難利用礦變成可利用礦，支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需要。

　　“經過幾十年的持續攻關，我國在礦產資源綜合利用領域形成了一大批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技術創新成果。”劉亞川如數家珍地說，我們自主研發了大批世界首創的新工藝技術，比如，能夠大幅提高磁鐵礦精礦品位和回收率的磁團聚重選新工藝、能使低品位赤鐵礦得到有效利用的鞍山式鐵礦反浮選技術、能使鐵釩鈦都得到回收的攀西釩鈦磁鐵礦綜合利用技術，以及鮞狀赤鐵礦脫泥反浮選技術、膠磷礦重介質選礦技術、鋁土礦選礦拜耳法、鋁土礦反浮選脫硅新技術、德興銅礦部分優先快速浮選技術及藥劑、柿竹園多金屬礦綜合利用技術、紫金礦業低品位金礦堆浸技術、短流程浮選柱選礦工藝。

　　在選礦新設備方面，我國也毫不遜色。通過多年的科技攻關，研究開發應用了磁團聚重選機、磁篩、旋流細篩、重介質選礦機、高壓輥磨機、浮選柱等新設備。我國生產的50m3～320m3大型、超大型浮選機和世界最大最先進的Φ7.93×13.6m溢流型球磨機、Φ12.2×11m自磨機逐步走向世界。在選礦新藥劑方面，研究開發了選鈦、選銅、選錫、選鐵、選鋁土礦等大量新藥劑。

　　中國地質科學院鄭州礦產綜合利用研究所的馮安生也深有感觸。他表示,我國在世界上首創的諸多新工藝、新技術，使這些在外國人眼中不是礦的資源實現合理開發利用，基本滿足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需求，也使我國的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他進一步舉例說，我國井下充填采礦技術大面積推廣，提高了開采回采率，同時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剝離巖石、尾礦、矸石的環境問題，未來還可以利用城市周邊礦井解決城市建筑垃圾等問題。

　　一大批采礦、選礦、冶金技術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使得我國礦山集約化利用規模越來越大，規模以上有色金屬礦山選礦廠從15年前的平均不到1000噸/日提高到現在的3000噸/日左右，礦山開采回采率、選礦回收率和綜合利用率顯著提高。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起，國土資源部與財政部共同組織實施了“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專項，采取“以獎代補”和示范工程兩種形式來鼓勵和支持礦產資源綜合利用，以及找礦突破戰略行動把綜合利用列為三大內容之后，我國的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工作更是得到了迅猛發展，“三率”水平不斷提高，一批先進的適用技術不斷問世，并逐漸得到推廣應用，盤活了一批石油、煤炭、鐵礦、銅礦、磷礦等重要礦產資源。

　　加強綜合利用大有可為

　　顯然，面對我國自然稟賦極差的礦產資源，現有的綜合利用工藝技術依然無法使之得到充分、高效利用，這也是為何社會上總是認為我們水平低的根本原因。

　　所以，面對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立足國內保障資源供給”，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新要求，并使礦業長期健康發展，我們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加強自主創新，繼續攻克難關，提高礦產資源的利用水平，依然是今后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方向。

　　不能不說的是，雖然我國在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但面臨的問題還比較突出：目前，整裝勘查發現的深部礦的采選工藝技術、青藏高原等生態脆弱地區的礦產開發工藝技術、微細粒礦物回收利用技術亟待加強。

　　此外，還有提高資源價值的新材料產業相對落后，先進設備不多，設備質量普遍不高，這是我們與國外存在差距的重要方面。在礦山管理方面的主要問題是，礦山環境惡劣，尾礦庫危險、重金屬污染、礦山周圍植被水體破壞情況嚴重，企業的開發環境保護意識亟待提高，環保措施亟待加強。

　　劉亞川認為，當前，我國礦產資源綜合利用迎來了難得的發展黃金期，一是努力提高我國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效率成為全社會共識；二是各地政府更加重視綜合利用技術發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三是保護與合理利用資源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礦山企業的自覺行動，礦山企業更加重視應用新技術新工藝解決發展問題。

　　他建議，要加強新工藝新技術在現有礦山企業的推廣使用，推動行業技術進步；注重研究深部礦的選礦工藝技術、生態脆弱地區的礦產開發技術；加強新材料研發，提高資源價值；加強多力場協同設備和選擇性更強的浮選藥劑研發，努力提高微細粒礦物的回收率；加強礦產開發“三廢”治理技術研究，推動資源綜合利用效率提高和資源環境協同發展；要促進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工作，還必須創新管理方式，樹立正確的礦產資源開發及綜合利用觀。

　　馮安生則從創新的角度對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樹立綠色高效可持續發展的資源觀，提高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意識，加強立足國內資源保障國民經濟發展的責任感和緊迫感。統籌考慮國內國際資源與市場，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戰略。

　　二是建立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利用與保護的全局觀，工作重點實現“四個轉變”，即從提高礦產資源利用率轉變到提高礦產資源利用效率上來，創建以資源綜合效益為中心的開發利用模式；從礦產資源勘查轉變到礦產勘查評價一體化上來，營造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勘查評價新機制；從勘查開發并重轉變到統籌勘查開發保護上來，保障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解決保護與開發界限不清，防止“超貧資源”、“超低品位”、“超薄礦體”等概念炒作帶來資源的可持續性保障程度降低和環境的破壞；從單一的行政管理轉變到管理與技術監督結合上來，減少和杜絕礦產資源勘查開發中履約保證失控，促進企業行為規范符合探礦證、采礦證、開發利用方案等約定要求，提高礦業的管理水平。

　　三是下大力氣，在礦產資源節約集約利用的技術基礎、標準體系建設、新技術新設備新藥劑研發和綜合利用方面取得長足進步。當前，特別有必要做好礦產資源保護的標準建設工作，完善礦山開發利用的“三率”約束性指標，防止浪費資源；大力強化綠色采礦、綠色加工工藝技術裝備和藥劑；建設循環經濟試點；加大呆滯資源和環境脆弱區新發現資源的綠色高效利用和技術研發。

　　“走綠色高效可持續發展的路子，使技術進步與轉變礦業經濟模式相結合，技術監督與管理創新相結合，礦產資源一定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更大的保障支撐作用。”馮安生表示。